子思生卒及師承考述
作者：宋立林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人文論叢》2018年第1輯。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廿一日丁巳
耶穌2019年1月15日
子思是孔子裔孫，位列儒家境統，被尊為“述圣”，可是由于文獻缺略有間，有關子思的良多問題，也是以存在眾多爭議，故而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儒學史著作之中，子思并沒有占有應有的位置。隨著簡帛文獻尤其是郭店楚簡和上博竹書的問世而逐漸為學界所重視。一些儒學史著作，也開始改變過往的“孔-孟-荀”的先包養心得秦儒學三段論敘述，將子思納進儒學史。為厘清有關問題，本文盼望能夠在後人基礎上作進一個步驟的考述。
一、子思之生卒年考
因為子思之生卒年，關涉子思事跡甚夥，如子思能否曾親受教于孔子，子思能否曾為魯穆公師等，所以歷來爭議頗年夜。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子思生卒考》條分縷析，辨正舊說，推測子思生于西元前483年，其卒不晚于前402年，享年八十二。而蔣伯潛《諸子通考》亦批準子思壽八十二，[①]而卒于魯穆公二年，其推定穆公元年為前407年，則子思之卒當前406年；其推定伯魚卒于魯哀公二年，而“孔伋適生于此年”，當前495年。[②]則不止八十二，竟有九十歲矣，蔣氏所謂“以哀公二年，孔子年五十九推之，至穆公二年而卒，恰為八十二歲”，不知若何推算得之？蔣氏之說前后牴觸，非常顯然。
因太史公未說起子思之生年，故其卒年亦未能確定，且所記子思年壽能夠有誤，這需求通過排比史料，找出公道的謎底。
蔣伯潛與孔德立等在考證子思生年時，包養網dcard同時否認了《史記》的另一記載，即關于孔伋之父伯魚的年壽。《史記·孔子世家》云：“伯魚年五十。”二氏皆以為“五十”當為“四十”之誤。[③]若果這般，則子思之生年至多可以提早十年。而孔德立又據顏子之卒年以推測伯魚之卒年，認為顏子當卒于孔子周游途中的魯哀公四年，即西元前491年，則伯魚卒年當早于或同于顏子包養網VIP卒年，故至多不晚于前491年，那么子思之生年亦當不晚于此年。包養sd
我們認為，蔣、孔二位的論證存在問題。其論證有個條件觀點，即伯魚當卒于魯哀公四年，享年四十歲。我們認為，這兩點都值得從頭思慮。《史記》所記“伯魚年五十”，為“四十”之誤的能夠性不年夜。因為在戰國秦漢古文字中，“五”與“四”寫法差別甚年夜，二者相混或相訛的情況不太能夠出現。是以，《史記》所載伯魚年齡，不克不及輕易否認。[④]
通過綜合比較各種記載，我們認為，子思之生年當在西元前493-486年之間。因為《孔叢子·記問》篇，記載了子思與孔子的對話：
夫子閑居，喟但是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于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年夜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除了這一則資料之外，還有三、四條子思與孔子的問答。從這些對話來看，子思之年齡當在七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因為假如太小，天然不會說出這樣富有深意的話來；假如年齡太年夜，孔子則不會稱之為“孺子”。《孔叢子·居衛》亦有樂朔稱子思“孺子”之語，其時“子思年十六”，或其時乃祖往世不久。也就是說，在西元前479年孔子卒年，子思之年齡當在7-15歲之間。
據《禮記·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踴。”則知子思有嫂，既有嫂，必有兄長。又《檀弓》：“子思之母逝世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包養犯法嗎，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有其禮，無其財，正人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正人弗行也。吾何慎哉？’”又記：“子思之母逝世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逝世，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他室。”[⑤]據此，子思則非明日出。伯魚之明日子或已早卒且無后，惟馀孔伋一子，孔子支脈由斯而傳，故《史記》記之。有人以為假如伯魚有二子，《史記》當有所記載，可司馬遷未載，說明伯魚當只要一子，此處之“嫂”，或指孔子之兄子孔忠子之妻。我們以為，前人所記世系甚至師承譜系，多數為自后往前之追溯，是以往往出現單線傳承現象。司馬遷所記孔子世系，亦當這般。他能夠根據孔安國等所上溯之世系，故未及伯魚之另子。
還有一種見解，因史籍只載子思葬母，未見葬父，而疑其為遺腹子。錢賓四即持此說，并指出子思既然有兄，而伯魚早卒，則子思之生年不克不及甚前，是以不成能親受夫子之教。[⑥]我們認為，以載籍未見孔伋葬父來推斷其乃伯魚之遺腹子，有些掉當。伯魚卒時已五十歲，若其明日子即子思之兄生于其二十歲時，則二子年齡不當相差這般之年夜。更為主要的是，伯魚卒于孔子六十九歲時，越四年而孔子卒。從上述剖析可知，孔子暮年子思當至多有七八歲以上之年紀。[⑦]
而據各種文獻，包含出土文獻《魯穆公問子思》證明，子思確曾為魯穆公師。當然此處所謂“師”不用拘泥懂得。最起碼可知魯穆公對子思非常禮敬。而魯穆公元年，按《史記·六國年表》及《魯國史》當西元前407年[⑧]，或依錢賓四、楊澤波、梁濤等推斷包養網VIP為前415年，同時據《孔叢子·雜訓》，魯穆公即位三年曾向子思請教問題，可知此年子思仍健在。從多種信息看，子思與穆公當有多年之同事來往。顯然，《史記》六十二歲之說存在問題，應當是后世傳抄致誤或司馬遷所據資料有誤。
子思當享高壽，《史記》六十二歲之說當有誤，自清代學者毛奇齡《四書賸言》引王草堂《復禮》、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以來，以致近人錢賓四，都主張當為“八十二”之誤。從戰國、漢代出土文獻可見，“六”字與“八”字確實附近，“六”僅比“八”多上方的一點和一彎橫畫，下部的一撇一捺完整分歧，易于因字形殘缺而致訛。故此說可從。
別的，郭沂認為“六十二”當是“九十二”之誤，可是檢核戰國及漢代簡帛，可以發現，年夜部門情況下，“六”與“九”字形差別較年夜，可是有個別字形確實附近，不難因為墨跡的漫漶而形成訛誤。故此說只能存疑，留待參考。因為此說較之“八十二”說尤能使各種牴觸之處得以融化。[⑨]
綜合以上，我們認為，子思之生卒年因史料缺乏，不克不及遽以論斷。不過，可以年夜體推測一個范圍：其生年當在西元前493-486年之間，其卒年當在西元前412-405年之間。
二、子思的師承
子思的師承問題，史籍中沒有明確的記載。自從宋儒提出“孔—曾—思—孟”的“道統說”之后，子思師承曾子的說法便成為一種共識。不過，隨著“道統說”的式微，人們對此一成說表現了懷疑。子思師承再次成為爭論不休的問題。
我們認為，子思從輩分上來說，屬于孔子裔孫，當為孔門再傳。不過，子思曾經親受業于孔子。只是年限不長，隨著孔子的往世，子思也只能就學于孔子的諸位門生。[⑩]而在孔後輩子中，曾子與子游能夠對子思的影響較年夜。
關于曾子與子思的關系，較早提到的是唐代韓愈。他說：“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11]彼用一“蓋”字，顯系推測之辭。不過，這一說法，獲得宋儒的鼎力表揚，并構成儒家“道統說”，影響深遠。近代以來，這一說法雖然遭到多數學者的否認，但假如細致剖析，二人存在師承是有能夠的，宋儒的說法生怕亦非空穴來風、向壁虛造。侯外廬《中國思惟通史》中對曾子與子思的師承關系予包養甜心網以了從頭的考核，并加以確定，認為“曾子與思、孟的思惟的確是在一條線上發展的”[12]，李耀仙也確定“孟子學于子思之門人，遠源出于曾子”[13]。與侯說分歧。但侯外廬對曾子與思孟為儒門正統的說法則予以否認，他說：“曾子為孔子之正傳之說，則絕非事實”，曾子包養網評價“在思惟實質上，則拋棄了孔學的積極成分，而單方面地承繼了并且擴年夜了孔學的消極的成分”，是以他對宋儒葉適的“孟子本于子思，子思本于曾子”而以為曾子對于孔子之道“獨受而傳之，年夜不成也”的說法表現贊同，以為是“不易的至論”。[14]這就表白，侯外廬承認曾子與思孟一系，是為了反對宋儒的“道統說”的。李學勤也一向確定曾子與子思的師承關系，認為宋儒的說法有其根據。[15]業師楊朝明對此也進行了考核，確定了傳統的說法。[16]
盡管史籍中沒有明確的記載曾子和子包養情婦思之間的師承，可是從《孟子》所謂“曾子、子思同志”的說法可見二人關系之非同尋常。加之，在子思與孔後輩子同時出現的史猜中，以曾子與子思同時出現居多，亦可從側面佐證二人之師承的能夠性。而從性情氣質上看，曾子之“士不成以不弘毅”之說與子思的性情非常附近。別的《年夜學》與《中庸》確實存在著必定的承繼關系，如論慎獨、論誠等，皆可見思惟的聯系。[17]《孝經》[18]論孝與子思所傳《中庸》、《坊記》等重孝，皆有分歧性。《曾子》十篇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的思惟與《子思》數篇進行比較，亦可見二者存在著親密的關系。當然，我們也不用諱言，二者之間存在的宏大差異。這是很天然的工作。思惟的發展，必定導致師徒之間的思惟差異，這長短常天然的工作。假如學生與老師的思惟完整分歧，那就沒有思惟的進步和發展可言了。[19]
子游與子思有師承關系的記載，最早見于《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在批評了思孟五行之后包養平台，說“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這是子思、孟子之罪。不過，這里的“子游”，據清儒郭嵩燾等考辨，應系“子弓”之訛。[20]來由是：《荀子》書中屢次以仲尼、子弓并提，極盡愛崇。子游是被荀子批評為“賤儒”的，此處不應將子游與孔子并提。我們認為，郭氏這種推斷能夠有誤。荀子推重孔子、子弓當然屬實，但不影響此處作“子游”，因為這里之所以連言“仲尼、子游”就子思、孟子的思惟譜系而言的，而并不表現子思、孟子代表他所推重的儒家正統“仲尼—子弓”的思惟譜系。[21]
關于子思師承子游的說法，由康有為正式提出。他說：“著《禮運》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顏子之外，子游第一。”[22]“子游受孔子年夜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23]“子思、孟子之學傳子游、有子之學者也。”[24]梁任公也認為，“子思、孟子之學，實由子游而以受于孔子也。”[25]到了郭沫若進一個步驟確定了這一關系。他說：“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應該只是一系。孟氏天然就是孟軻，他是子思的私淑門生。樂正氏當即孟後輩子樂正克。但這一系，事實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26]
隨著郭店簡的問世，學者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更為深刻的考核。姜廣輝不僅肯認了子游與子思具有師承關系，並且還認為子游、子思、孟子一脈相承，秉承孔子“全國為公”的思惟，主張“君宜公舉”，“平易近可廢君”，在晚期儒家之中，最富有國民性、主體性，抗議精力最強，是晚期儒家的嫡派和中堅。[27]我們認為，子游可否屬于孔門嫡派，尚值得討論，不過，子游與子思之間的師承關系，是可以認可的。
林樂昌曾指出：“子思之學，遠源于孔子，近源為曾子和子游。”[28]蒙培元也認為，“子游很能夠是思孟學派構成中的主要人物”[29]，梁濤對此表現贊同，他并且指出，不應以非此即彼的思維方法，在曾子與子游之包養金額間取舍，實際上，曾子、子游等人都能夠對子思有所教導，有所影響。我們認為，這種見解是比較正確的，是以是可取的。
子思作為孔子的裔孫，位置特別。而孔門門生與孔子之關系，有“擬血緣”性[30]，情同父子。孔子往世后，子思年幼，而伯魚又先孔子卒，在這種情況下，孔門門生擔當起教導、培養子思的任務，實屬天然之舉。尤其是在孔子剛剛往世的數年中，孔子的門生年夜多在魯為孔子服喪，他們教導年幼的子思乃是道理之中的工包養一個月價錢作。
那么，除了曾子、子游之外，能否還有其他的門生對子思施加過教導和影響呢？謎底是確定的。除了學者較為公認的曾子、子游之外，我們下面還提到了有子。其實，據《孔叢子·居衛》有子思“吾聞之子夏”的說法，並且子思學派善于詩學，則子夏對子思有所傳授，亦屬能夠。別的，饒宗頤曾提醒簡本《五行》有“重無”的思惟，而據《禮記·孔子閑居》有孔子對子夏言“三無”之事，[31]二者相通，則孔子這一思惟當是子夏傳于子思。蒙文通曾經指出：“然尋諸儒分為八之事，其包養金額一為子思氏之儒，儒之兼取法家，莫著于此。”又云：“子思氏之儒，固援法而進于儒者也。”而子夏又是公認的法家學派的源頭之一，則子思與子夏之思惟間存在宏大關聯，又得一旁證。
別的，子張與子思之間也應當存在著師承關系。這一點通過《忠信之道》、《從政》等簡帛文獻與傳世文獻的對比可以看出，對此我們有專文詳細考述。[32]
子思生卒年及其師承的考證，正如諸多其他歷史問題的考證一樣，并沒有足夠的鐵的證據來定讞，不過我們總是盼望能夠對已有的各種說法進行梳理，綜合考辨，以便得出一個相對接近歷史本相的見解。這就是這篇小文的專心地點。
注釋：
[①]蔣伯潛：《諸子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1985年，第104頁。
[②]蔣伯潛：《諸子通考》，第284-285頁。
[③]蔣伯潛：《諸子通考》，第122-123頁。
[④]戚福康、施建平二位亦是以顏子之逝世定伯魚卒年，而同樣認為伯魚卒時為四十歲。但同樣不克不及解答《史記》所記之“五十”何故是“四十”之訛。他們考核后認為，子思之生年當為西元前490年擺佈，卒年當在西元前405年擺佈，享年8長期包養6歲。參氏著《子思學源辨正》，《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19頁。
[⑤]對于《檀弓》中關于子思的這幾條記載，清儒簡朝亮認為，這個“子思”并非孔伋，而是孔後輩子原憲。孔德立亦曾引證這一說法。我們認為，這一見解之誤非常明顯。《檀弓》上明言子思乃“圣人之后”，“哭于孔氏之廟”，則為孔子裔孫孔伋非常顯然。見簡朝亮：《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第192頁。孔德立：《晚期儒家人性思惟的構成與演變——以子思為中間》，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第49頁。
[⑥]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99-202頁。
[⑦]明代焦竑《焦氏筆乘》卷三“孟子非受業子思”條云：“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為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成知，然孔子之卒，子思既長矣。”（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第92頁。）周廣業《孟子四考四·孟子出處時地考》引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云：“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子思為喪主，知其年已長矣。”（《清經解續編》第9冊，南京：鳳凰出書社，2005年，第1092頁。）林按：二人所論皆以孔子卒時，子思為喪主，故其年已長。但孔子卒，子思能否為喪主短期包養，未見于載籍，而即便為喪主，亦與其年齡無關。見于《禮記·檀弓》者有台灣包養一條：“子思之母逝世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所記者乃子思之母逝世，非孔子卒。雖然我們認為，孔子卒時，子思年齡絕非甚小，但焦氏、詹氏之說卻缺乏為據。而高專誠等以為“圣人之后”的說法，明顯是漢人的表述。是以他認為《禮記》所載多為漢人之說，不包養故事成信據。我們認為，在先秦時期，甚至在孔子活著時，目孔子為圣人之說已經出現，絕非至漢代方興。而近來對《禮記》之研討已經表白，該書所載多為先秦儒家諸子之說，雖經漢人編輯收拾，可是并不克不及據此將之視為漢人之作，而否認其記載的可托性。
[⑧]參見郭克煜等著《魯國史》（北京：國民出書社，1994年）第273-277所載“戰國時期魯史系年”落第468頁“魯國年夜事年表”。孔德立從此說。而錢賓四之說，見《先秦諸子系年》，第178-179頁。楊包養網心得澤波《孟子評傳》（南京：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8年）從之，見該書第24頁。梁濤、劉寶才等《中國學術編年·先秦卷》（西安：陜西師范年夜出書社，2005年）亦從之。見該書第280頁。對于魯穆公元年之考辨，此兩說孰是孰非，不敢遽下論斷。
[⑨]李健勝分歧意“六十二”有誤說。但學者多已指出，假如子思年六十二，即便其為伯魚之遺腹子，亦不克不及為魯穆公師。但李健勝指出，子思為魯穆公師當是魯穆公為世子時事。但典籍中明確有魯穆公說“寡人不德，嗣于先君之業三年矣”之語，則該說之誤可知。當然，《孔叢子·雜訓》之記載，可以“偽書”缺乏據為由否認之。但綜合相關文獻，我們認為，盡管《孔叢子》書中能夠有諸多偽托之處，但沒有來由否認這一記載。李說見氏著《子思研討》（西安：陜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第32頁。筆者曾就此請教于精于古文字的侯乃峰博士，他認為六與九字形相差較年夜，出現訛誤的能夠不年夜。
[⑩]李健勝認為，學術界普通都認為子思之學出于曾子或子游，但都沒有確證，且說法并不統一。應用上博簡《孔子詩論》和《論語》中的有關史料，并結合先秦仁學譜系的知識佈景，可推知子思能夠從學于孔子門人，但其學并不出于曾子或子游，而是繼承了孔子的暮年思惟。見其《子思從學考釋》，《青海師范年夜學學報》2003年第2期，第57頁。我們認為，李氏之排擠曾子、子游對子思之影響的成說，是不當當的。不過，他指出孔子暮年思惟對子思的影響則是正確的。但他對孔子暮年思惟的有些掌握則能夠存在問題。如他將《論語•先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孺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中包括的“情性主張”看作孔子暮年思惟，便明顯有誤。我們了解，“四子侍坐章”中所展現的重要是孔子晚期門生與孔子的思惟交通場景。
[11][唐]韓愈：《送王秀才序》，余冠英等主編：《唐宋八大師選集·韓愈集》，北京：國際文明出書公司，1997年，第392頁。
[12]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惟通史》第1卷，北京：國民出書社，1957年，第364頁。
[13]李耀仙：《辟韓非“儒分為八”說》，《先秦儒學新論》，第88頁。
[14]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惟通史》第1卷，第360—369頁。
[15]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嚴重發現》，姜廣輝主編：《中國哲學》第2包養意思0輯，沈陽：遼寧教導出書社，1999年，第16頁。
[16]楊朝明：《曾子與思孟學派學術關聯申說》，楊朝明、建築軍主編：《孔子與孔後輩子研討》，齊魯書社，2004年，第429-440頁。
[17]郭沂曾論證《年夜學》與《中庸》思惟的親密關系，但他得出子思作《年夜學》的結論，則顯得過于輕率。見其《〈年夜學〉新論――兼評新儒家的有關論述》（《新儒家評論》第2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書社，1995年）與《子思書再探討――兼論作于子思》（《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4期）等文的論述。梁濤撰文《早出新證》，考證認為《年夜學》應成于曾子或其門生之手。他也認為《年夜學》與《中庸》存在著親密的關系。他說：“《中庸》的思惟比《年夜學》更為成熟，故《年夜學》應在《中庸》之前。”“《年夜學》與《中庸》思惟上具有必定的聯系，表現出前后的承接關系。”這可以成立，但他舉的例證則不恰當。他說：“《中庸》重視‘修身’，并由此推向‘治全國國家’，顯然是受了《年夜學》‘修、齊、治、平’的影響。”他又舉《中庸》所引“子曰”的“凡為全國國家有九經”及“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長期包養。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包養網dcard以治全國國家矣”為例，將“子曰”部門看作子思之思惟，顯然有誤。我們毋寧說是曾子遭到了孔子的影響，更為公道。
[18]彭林曾撰文考證《孝經》為子思所作，很有啟發性。我們認為這一結論有必定事理，可成一家之言。不過，他同時也承認，子思作《孝經》是將孔子與曾子論孝的對話編撰而成。由此可見，曾子與子思之師承關系。見氏著《子思作說新論》，《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3期，第66頁。
[19]劉光勝認為，子思早年受曾子影響較年夜，但曾子暮年由重仁義轉變為重孝，對子思的影響日漸式微。見氏著《子思與曾子師承關系新證——兼談荀子批評思孟“五行”的深層本源》，載陳偉主編：《簡帛》第5輯。對于這一觀點，我們基礎是認可的。不過，劉兄的論證卻存在問題。他認包養妹為，子思的思惟發展年夜致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緇衣》、《表記》、《坊記》為代表的語錄體，重要是以“子曰”的情勢闡發本身的思惟，為子思思惟的準備和醞釀期；第二個階段是以《五行》、《中庸》、《魯穆公問子思》為代表，用獨立論著的情勢進行本身學派的理論構建，為子思思惟的成熟期。我們承認子思思惟必定存在一個發展歷程，可以分為前后兩期。可是如將《表記》等三篇作為子思早年思惟資料，忽視了其為“孔子遺說”的性質，則能夠將孔子的思惟安頓到子思的身上。這一觀點顯然是遭到梁濤的影響。對此，我們存在分歧意見。假如將“子曰”判斷為子思的思惟，必須有堅實的證據和無力的論證，否則便屬于冒險。
[20]郭嵩燾云：“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則此‘子游’必‘子弓’之誤。”見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5頁）引。
[21]當然，我們也不克不及排擠此處“子游”為“子弓”之訛的能夠。假如是作“子弓”的話，那么子思當與子弓有包養軟體必定的師承包養平台關系了。關于子弓，我們專文有考，茲不贅述。此子弓當是孔後輩子仲弓，即冉雍。冉雍名列孔門四科之“德性”科，深受孔子推許，其能教導子思，亦屬能夠。只是資料闕如，我們無法確定二者之間的思惟關聯。
[22]康有為：《萬木草堂口說·禮運》，《康有為選集》第2冊，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第316頁。
[23]康有為：《孟子微·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頁。
[24]康有為：《孟子微》，第168頁。
[25]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惟變遷之年夜勢》，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1年，第28頁。
[26]郭沫若：《十批評書·儒家八派的批評》，《郭沫若選集·歷史編》第2冊，北京：國民出書社，1982年，第131頁。
[27]姜廣輝：《郭店楚簡與道統攸系》，姜廣輝主編：《中國哲學》第21輯，沈陽：遼寧教導出書社，2000年，第13-15頁。
[28]韓旭暉：《郭店楚簡與晚期儒家思惟研討的新拓展》，《孔子研討》2000年第5期，第124頁。
[29]蒙培元：《的包養甜心思惟特征及其與思孟學派的關系》，《儒家思孟學派論集》第16頁。
[30]孔子與七十子之間的“擬血緣性”關系的說法是遭到臺灣佛光年夜學包養app李紀祥老師的點撥和啟發的。
[31]饒宗頤：《楚簡與詩樂》，《饒宗頤新出土文獻新證》，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05年，第157頁。
[32]戚福康、施建平二位之《子思學源辨正》一文對此問題進行了考證。他們認為，子思的啟蒙教導得益于家人，兒童時期則獲得孔子及其某些門生的教誨，少年時期遭到子游的影響較年夜，青年時期曾子成了他亦師亦友的導師與密友，而中年起與曾子、子游及其他孔後輩子配合總結孔子的儒家學說，使儒學成為一個更有系統的學術派別。而子思之所以能夠成為儒學的重要傳人，恰是源于他多種學術繼承和總結的結果。這與我們的見解有相當的分歧性。不過，曾子、子游等與子思之關系因為資料缺少，尚不克不及做過多的推論。而二位所據推論的良多根據另有待論證，是以其結論越是具體，偏離事實的危險也就越年夜。關于子張與子思之間的關系，詳參宋立林：《由新出簡帛、看子思與子張之師承關系》，《哲學研討》2011年第7期。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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