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對諸葛亮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
作者：張晚林（湘潭年夜學哲學系傳授）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天府新論》2021年第5期
內容撮要：歷史上真實的諸葛亮，其人格氣質綜合儒者、隱士與縱橫家于一身，故其學駁雜。這樣的孔明抽像自有其吸惹人的天資之美，但之于俗眾沒有教化的意義。宋儒通過予蜀漢以正統、守仁盡道、居敬行簡、復興禮樂這四個過程，從頭建構了孔明的儒者抽像，從而使其在俗眾眼里具有廣泛的教化意義，進而影響了后來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淺顯文學。
關鍵詞：諸葛亮、宋儒、理學、教化
諸葛孔明在中國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儒者抽像——賢相，宋代以來，作為賢相的孔明充滿著平話、戲劇、小說等淺顯文學中，且作為此中的重要人物。就以毛宗崗本《三國演義》為例，總共百二十回目，有孔明的回目就有六十九回（即從三十七回-一百五回），可見，孔明是《三國演義》的絕對配角。我們了解，宋元以降，中國思惟界乃是理學的全國，《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作為元末明初的人，天然深受其影響，名其書曰《三國演義》，則此書的重點不在“三國”，而在“演義”，即通過三國人物重要是孔明之抽像來“演繹”理學之年夜義。為什么孔明可以作為儒者抽像往“演繹”理學之年夜義呢？這與宋儒對于孔明進行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是分不開的。也就是說，宋儒對孔明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逐漸被知識分子所接收，而這些知識分子再把這種建構以淺顯文學的情勢普及于俗眾之中，從而不單使孔明賢相之抽像深刻人心，也宣揚了理學之年夜義。是以，研討宋儒對孔明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的很是有興趣義的。本文擬解決三個問題：其一，為什么要對孔明進行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其二，宋儒對孔明進行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的基礎理念與過程；最后，略論對孔明進行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之影響與意義。
一、為什么要對孔明進行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
理學，發軔于周濂溪，光年夜于二程，再通過二程門生及再傳門生的弘揚，在南北宋之交遂為顯學，爾后，不單有成熟的理學著作問世，如朱子于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編成《二程遺書》，他曾叮囑校對者許順之曰：“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①]，可見其專心之重且誠也。不唯此也，宋儒且把這種重且誠之專心與夫理學之義理貫諸史學之中。與二程同時，且甜心花園年歲長二程十余歲的司馬光著《資治通鑒》，此時理學正在成熟階段，影響尚不年夜，故溫公此書“事雖備而立義少”[②]，從而遭致了理學家的批評。二程雖然沒有專門著史，但對史學發表過不少議論，如程伊川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生死之理。”[③]受其影響，二程后學在著史的時候即把理學貫諸此中，以求“弘綱年夜義，日月著明”。[④]胡安國的《年齡傳》，胡寅的《讀史管見》，朱子的《資治通鑒綱目》等，俱是這類史學名著。把理學年夜義貫諸史學并非空發議論，而是在史實中見理，人格中見義，這就需求對歷史事務與人物進行從頭詮釋。朱子曰：
漢祖、唐宗專心行事之公道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罷了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當然，非由外鑠，淘擇不凈，猶有可憾。[⑤]
史學，就是要把事與理分開，猶如須把鐵與金分開一樣。事是史學之鐵，是一時之功業，而理才是史學之金，乃萬古之邪道。一時之功業或有成敗，但萬古之邪道不容厚誣。若是之不分，甚至淘擇不凈，這種史學無疑是分歧格的。
在眾多歷史人物中，孔明無疑是宋儒專心最重且誠的詮釋對象之一。孔明之所以能成為這樣一個對象，當然是因為他本身有很好的俗眾基礎。《三國志》本傳引《襄陽記》載：“亮初亡，地點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蒼生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⑥]孔明這種受俗眾擁戴欽慕之情況至宋代猶且這般，北宋詩人鄒浩（公元1060-1111年）有詩云：“一自好漢三顧后，至今車馬不曾休。”[⑦]這一詩句反應了后人企盼孔明故跡遺址之盛況。若何把這樣一個具有廣泛俗眾基礎之歷史人物貫諸理學年夜義，羽翼邪道，厥補風化，這恰是宋儒所關心的問題。
歷史上的真實孔明，其人格氣質與宋代以后俗眾眼里作為儒者抽像的孔明是紛歧樣的。《三國志》本傳他說“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⑧]。這段話或可流露孔明之人格氣質：躬耕于隆中的逸士，好為《梁父吟》，且常常以管、樂自況。《梁父吟》又稱《梁甫吟》，乃樂府古題，時為文人創作吟唱。明人張溥編撰《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之《諸葛亮集包養價格ptt》錄有《梁甫吟》一首，不過，他在《題詞》中已表現懷疑，“諸葛《梁甫吟》，古今諷誦。然遙看蕩陰，懷齊三士，此不過好勇輕逝世者流，何關管、樂？”[⑨]后來，清人何焯與王縈緒亦都表現懷疑，認為《諸葛亮集包養管道》中的那首《梁甫吟》“氣味平俗”[⑩]，而后人卻津津樂道為孔明的作品是不對的。是以，今《諸葛亮集》所傳的《梁甫吟》應該不是孔明的作品。《梁甫吟》之于孔明，無論是吟唱已有的，還是自家新創，都應該與管、樂有關，以自喻其志，而今本之《梁甫吟》確實看不出這種關聯。又，“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11]。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孔明的這種吟唱、自況有一種飄逸、自負、英霸的縱橫家之氣，爆棚外露。作為一個隆中的隱者，不清楚的人天然不信，但作為故人的崔州平、徐庶卻天然佩服。又，《三國志》本傳引《魏略》云：“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于精熟，而亮獨觀其粗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12]“精熟”為何意？《三國志˙董和傳》載孔明自言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掉，后交元直，包養金額勤見啟誨。”[13]蓋孔明與崔州平、徐庶等人雖俱游學，然崔州平、徐庶等人能精熟儒學義理，甚至體之于行動中；而孔明對純粹之義理并無興趣，唯觀其粗略，故其志不在個人修行，而在立功立業，所以他譏笑孟公威“中國饒士年夜夫，遨游何須故鄉邪！”[14]
綜上所述，孔明與崔州平、徐庶、石廣元、孟公威俱為當世之名流，俱有儒學涵養，但孔明與后四者又有分歧，他在儒學涵養之外，還有英霸之縱橫家氣，對全國年夜事比較感興趣，且透徹其年夜勢。甫見劉備，即拿出《隆中對》，不單文氣縱橫捭闔，且全國年夜勢心中有數，決非一時之興會語，定為多年觀察磨礪之結果。可見，孔明雖有所學，但其志不在學以勵行，而在縱橫家之立功立業。不過，從“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來看，孔明雖具縱橫家之氣，但自有一種飄逸清爽之質在，故并非像張儀、蘇秦那樣的縱橫家，有俗氣之氣。總之，在孔明身上體現著儒者、隱士及英霸的縱橫家，但前二者是隱性的存在，后者則是顯性的存在，故“每自比于包養網車馬費管仲、樂毅”，良有以也。這種綜合儒、道、縱橫諸家的人格氣質，使得朱子曰;“孔明本不知學，滿是駁雜了。”[15]“諸葛孔今天資甚美，氣象巨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克不及盡善。”[16]孔明不以孔、孟之道自勵，而以管、樂之學自況，則謂之駁雜，不亦宜乎？！
那么，宋儒是若何對待管、樂的呢？朱子曰：“管仲滿是功利心，欠好。”[17]又曰：“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跡乃利欲之跡，是以圣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包養心得不少假借。”[18]既然孔明以管、樂自況，天然亦不過是功利心之霸者。《資治通鑒后編》載：
冬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是日，帝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后可以有為。”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髙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不值一提？”[19]
這說明，孔明這種英霸之抽像并不被王安石所認可，因其分歧圣王賢相之道也。朱子也認為：“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于公。若其規模，并寫申子之類，則其學只是伯。”[20]伯者，霸也。霸者的特征是什么呢？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孟子˙公孫丑上》）朱子釋之曰：“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21]也就是說，霸者最基礎沒有仁義。不過，蘇軾認為，“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全國者，此孔明之所以掉也。……孔明之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全國之心耳。”[22]這是說，孔明雖有霸者之詐力，但因其本身具有飄逸清爽之質，儒者與隱士作為底蘊時有感化，故不是純依詐力，故另有仁義與忠信，但孔明之仁義與忠信又不是由存養心性而來，所謂“后漢人之名節，成于風俗，未必自得也”。[23]也就是說，孔明之仁義與忠信只是資質好，在聞見察識中得來，非存養之功也。程明道曰：“若不克不及存養，只是說話。”[24]即這種仁義忠信俱是擬議地這般罷了，尚沒有來自性命的內在動力，誠如朱子所言：“古人只隨資稟往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全國短長都清楚，所以做得許多事。……不是自自家心腸義理中流出。”[25]不是從自家心腸義理中流出，就是不克不及仁守，天然也就不克不及盡道。不克不及仁守以致于盡道之高超與博厚，盡管生成資質好，亦是器小，須濟之以學以博厚其仁，高超其道。朱子門門生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言之否？”朱子答曰：“然。”又問：“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年夜？”朱子曰：“固是。”[26]這個意思，也同樣可以用于孔明。張南軒《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云：
予既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為后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霸業，可見其所學不免難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缺乏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游于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矣。[27]
這就是說，若不從以管、樂自況觀孔明，則不克不及真知其人格氣質與學之駁雜也。
論述至此，歷史上的真實孔明，其人格氣質兼具儒者、隱士、縱橫家于一身，這樣的孔明自有其資質之美，但因其學有未至，雖可吸引俗眾之觀賞，但之于俗眾并無教化之意義，因為資質訴諸天，而學行卻在乎人。若要使具有廣泛俗眾基礎的孔明之人格氣質之于俗眾具有教化之意義，必須把孔明之抽像在理學的觀念下進行從頭建構，這恰是二程以后的宋代儒者的任務。
二、宋儒對孔明進行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的基礎理念與過程
宋儒對孔明之抽像進行理學建構的過程是這樣的：給予蜀漢政權以正統性，從而為孔明之儒者抽像進行了價值奠定，因為儒者起首得“立全國之正位”，然后才幹“行全國之年夜道”。這年夜道就是——“仁守盡道”、“居敬行簡”、“復興禮樂”。四者構成了孔明儒者抽像的基礎內涵，且一以貫之，從而戰勝了孔明之學的駁雜性，一個純正的儒者抽像因之確立。
（一）予蜀漢以正統。
自趙宋以來，三國之間的故事，成為了宋儒特別關注討論的對象。之所以有這種特別的關注與討論，乃因為“正統”問題為宋儒所特別重視，而魏蜀吳鼎足之勢，究竟孰為正統而可紹年夜漢？這成為了學人深究的一個問題。北宋中期以來，學人圍繞“正統”問題展開了劇烈的論辯，這不單關涉到若何對待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迭問題，更關涉到儒家的政治哲學與理念問題。[28]但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并沒有正閏之分，他說：“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29]溫公不分正閏，使儒家政治哲學之年夜義不得出，遭致了后世年夜儒朱子的強烈不滿。于是，他特意編撰了《資治通鑒綱目》。此書之目標，《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五記載了朱子與門人的對話：“問《綱目》主張。曰：‘主在正統。’”[30]具體到魏蜀吳三國之中，宋代儒者一反之前以魏為正統而紹漢之成說，而認為蜀才是正統，并無不諷刺地說：“溫公謂魏為正統。使當三國時，便往仕魏矣。”[31]
朱子在《通鑒綱目》一書中強調正統之撰史的主要性，因為撰史不只是告訴讀者歷史陳跡，更要教化讀者，焉能沒有“正”的觀念。具體到三國，他認為蜀就是正統。朱子在《齋居感興》一詩中云：“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后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32]此詩的意思是，陳壽雖然先為蜀人，但蜀滅以后成為了晉人，他著《三國志》，天然以魏為正統，因晉紹魏故也，但后代的賢能史官為什么不克不及改變這種狀況呢？并以魯仲連義不帝秦為例，說明古人無膽識而留下了千年的遺憾。陸游深惡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亦力主作為正統的蜀漢北伐而一統全國，他在《謁武侯丞相廟》一詩中云：“漢中四百天所命，老賊方持太阿柄。區區梁益豈足支，不忍安坐觀異姓。遺平易近亦知王室在，閏位那干天統正。”[包養價格ptt33]這是明確把曹魏與孫吳看作是閏位，而把蜀漢作為正統。程公許則把孔明與荀彧作對比，進一個步驟凸顯蜀漢的正統性；他在《臥龍亭》一詩中云：“廢興渠有命，奸佞理難奪。出處士所重，羞逝世荀文若。”[34]文若是荀彧的字。荀彧侍奉曹操，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欲進爵魏公，加封九錫，荀彧認為曹操這樣做是有不臣之心而劇烈反對，后是以憂憤而逝世。很明顯，荀彧是忠于漢朝的，“羞逝世荀文若”一句恰是說：你荀彧既然了解忠于漢朝，為什么卻往侍奉曹操呢？因為正統在劉備那里，應該像孔明那樣，兩相計較，豈不深見荀彧之無識，甚至不重士之出處乎？[35]這種識見影響深遠，在后代詩人那里常獲得呼應，就連作為天子的明憲宗朱見深也不破例。他在《諸葛武侯》一詩中云：“不是營星中道隕，定教吳魏盡朝宗。”[36]這顯然是把吳魏作為藩臣，而蜀漢才是朝廷正統。
學者們不單在詩歌中歌詠蜀漢之為正統，也在對話議論中確證蜀漢之為正統。程伊川的門門生曾經問他：“三國之興，孰為正？”程伊川的答覆是：“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矣。”[37]朱子之《答蔡季通》書云：“三國竟須以蜀漢為正統，方得心安耳。”[38]伊川與朱子之所以定蜀漢謂正統，乃因為先主劉備乃帝室之胄。盡管溫公以“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屬疏遠，不克不及紀其世數名位”[39]為由包養價格，而拒絕予蜀漢以正統，但胡寅起而力辯溫公之掉。他說：
費詩之言，忠且正矣。然諸葛公非貪為佐命宰相者，漢既無主，玄德素以興復漢室、討除曹氏為志，于是焉稱尊亦可也，然費詩之忠正不成少也。而司馬氏以昭烈于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克不及紀其世數名位，長短難辨，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往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余年，固不克不及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距中山靖王才三百余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玄德為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哉？若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瑯琊王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全國于群盜，非取之于漢室，而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借，于孔明北伐，又以“進寇”書之，亦獨何哉？[40]
費詩，劉璋舊部，后歸附劉備。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群臣欲勸劉備自立為帝，費詩以“今年夜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迷惑”[41]為由表現反對。“費詩之言”，謂此也。胡寅之所以贊費詩之言“忠且正”，乃因為帝王自有“統”，不成隨意個人短期包養自立，否則，則全國年夜亂矣；劉備既以復興漢室為己任，則不當自立，否則，與曹操、孫權自立何故異？這是費詩反對之來由。但胡寅認為，費詩反對個人自立為帝之意是對的，然劉備稱帝不是自立為帝，因他本是漢室之胄，他之稱帝乃是紹漢統，與曹操孫權之自立最基礎分歧，故不應反對。溫公之所以不予蜀漢正統，乃因為劉備是不是漢室之胄是有爭議的，故在溫公那里，曹操、孫權、劉備俱是自立，并無區別，而既然曹魏直接代漢，天然魏是正統。但胡寅認為，溫公距離三國已經七百多年了，他認為劉備非帝室之胄是不成信的，因為孔明“隆中對”明言劉備乃帝室之胄，其時更近，天然孔明所說更為可托，故劉備是帝室之胄沒有疑義，其稱帝不是群盜中的自立，他是紹自家之帝統，故應予以正統。[42]
綜上所述，無論是程伊川、朱子，還是胡寅，俱是以血緣來定正統，這與《年齡》“正人年夜居正”，即以德性定正統之年夜義相往甚遠了。[43]但在君主世襲已成定制的時代，已是退而求其次的辦法，總比野心家動輒自立以求神器要好。是以，由血緣而說正統，雖分歧《年齡》年夜義，但卻是后世儒者分歧認可的理念。正因為這般，胡寅認為，秦始皇、司馬睿分別乃呂不韋、牛金之子[44]，非帝室血統，而溫公予之以正統，而孔明率王師以討不臣之曹魏，溫公竟以“進寇”書之，此誠不成解也。總之，蜀漢乃正統，自宋代以來，不單由儒者所確認，且有相當深摯的群眾基礎，宋元以包養站長后的淺顯文學俱是以此為價值分判來演繹三國故事的。一言以蔽之，蜀漢政權具有正統性，是宋儒建構孔明儒者抽像的價值基礎。
（二）仁守盡道。
蜀漢政權既占據正統之位，則仁義就屬于劉備、孔明這一邊，而蜀漢與曹魏、孫吳之爭，就不是列國之爭，而是正統王朝與不臣之叛賊之爭，也就是仁義與無道之爭。這是宋儒建構孔明儒者抽像之基線。孔子曰：“知及之，仁不克不及守之；雖得之，必掉之。”（《論語˙衛靈公》）三國亂世，好漢輩出，智者頻仍，但若沒有仁守而往爭一時之得掉輸贏，俱是無識之短見。朱子與其門門生有上面一段對話：
用之問：“諸葛武侯不逝世，與司馬仲達對峙，終若何？”曰：“少間儘管算來算往，看那個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45]
朱子告訴其門門生，不要看輸贏之幾多，但要“爭些子”，“爭些子”就是關鍵看能否符合道義，符合道義，即使輸，也輸得少；分歧乎道義，若輸了，那才叫狼狽。是以，朱子判孔明與司馬懿之分歧時曰：“諸葛公是忠義底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46]這意味著，孔明與司馬懿在智能上八兩半斤，但在德性上，孔明忠義而司馬懿則無狀之甚，不知仁義為何物？其無狀之最基礎標志是，司馬懿慣用權譎。司馬懿嘗論孔明曰：“亮志年夜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47]對于司馬懿之論，陳亮認為是司馬懿“妄為狂言而譎其下”之辭，并非司馬懿的真實設法，因為“孔明持節制之師，不消權譎，不貪小利”。[48]無論若何，司馬懿這一評論顯示其以詭譎奸詐取勝孔明的基礎專心，故陳亮進一個步驟論之曰：
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于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奸，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49]
“何敢以求近效哉”，就是告誡我們不要以現實中的輸贏來看孔明，認知孔明，須從年夜處看，這個年夜處，就是仁也，義也。
蜀漢政權獲得了正統的位置，作為政權重要支撐的孔明天然占據著仁的高度。曾子曰：“士不成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逝世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仁恰是一個儒者的基礎志識與任務，是以朱子認為孔明有“儒者氣象，后世誠無他比”。[50]一個儒者自當仁智雙修，但若二者不成兼得甚至產生牴觸之時，只能守仁而棄智。朱子曾把張良與孔明作了對比，其《答魏元履》書云：
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包養金額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仇之志，如彼蒼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于全國后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趁機，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李師長教師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年夜也。[51]
孔明之所以不如子房從容，乃因為他有仁守，仁守即有智及之而不克不及為者，是以不克不及從容也。最能說明孔明棄智之詭道而仁守的例子，莫過于不消魏延之計。《三國志˙魏延傳》載：“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52]關此，北宋武學博兵士論家何往非提出強烈的批評，他指出：“奇之不成廢于兵也這般，而孔明之不務此也。此銳于動眾而無其智以用之也。”[53]用兵少不了冒險，但兵論家認為，這種冒險有時是需求的，然宋儒認為，不成從兵論家的立場看此事。胡寅曰：“兵行詭道，求勝罷了。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于治國而短于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否則。……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于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54]求勝而須用詭道，此不待言而自明，但孔明所率的是仁義之師，天然不屑于此道。洪邁亦就此而論曰：“史臣謂公以為危計不消，是否則；公真所謂義兵，不消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眾，據邪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55]這意味著，仁義之師應是公開吊平易近伐罪，豈詭道是為！
仁者須以仁守為己任，且仁與智發生牴觸時，須棄智守仁，這使得仁者擔負過重，由此，仁守者就必定具有一種悲劇精力。孟子雖說“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但這是就人類終極的理境而言，在現實中，必定會遭受極年夜的挑戰，甚至基礎無效，是以梁惠王有“迂闊”之嘆也。但儒者之所所以儒者，就是因為他的這份執著。當隱世的智者告訴孔子當“深則厲，淺則揭”的時候，孔子的答覆是：“果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一個真正的儒者是很難有放棄這份責任與重擔的灑脫的，故儒者總是“知其不成而為之者”（《論語˙憲問》），儒者的這種作為使得他具有一種天命感，而天命感又同時意味著一種悲劇性，因為人之所以這樣作為，并非是要完成現實中的任務，而是要完成天之所命，即盡道也，而人又是一種無限的現實存在，無限的天之所命對于人來說總是負擔過重，故悲劇性是必定的。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文雅也，后逝世者不得與于文雅也；天之未喪文雅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憲問》）這句話恰是天命感與悲劇性的最好體現。
具體到魏蜀吳三國的現實中來，孔明之悲劇性就躍然紙上了。就當時三個國家所占地盤與擁有的生齒來看：魏國占據全國13個州中的9個，吳國占據3個，而蜀國僅占據1個；魏國擁有三國生齒的58%，吳國擁有30%，而蜀國僅擁有12%。[56]在中國現代，地盤與生齒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顯著體現，這樣看來，蜀國的實力是最差的，不單無才能統一全國，甚至連自保都難；且偏安蜀地的政權，無論是之前的公孫述，還是之后的孟昶，都不勝一擊。事實證明，蜀國于公元263年先于吳國17年滅于魏國之手，恰是這種實力較量的結果。這種現實就決定了孔明“連年動眾，未能勝利”[57]是必定的。陳壽由此論之曰;“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年夜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成以智力爭也。”[58]陳壽所說的天命是指政治角力中得出的現實結果，并非儒者以仁為任務感的那種天命。史論家蓋多以此論孔明之北伐，《三國志˙諸葛亮傳》引張儼《默記》云：“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包養sd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天涯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59]蜀漢處在危及生死之地，以孔明之明，焉能不知？！他在《后出師表》中說：“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包養行情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60]盡管這般，之所以還是要冒險北伐，乃因為“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雖然現實中有困難，但后者是盡道之事，人于此天然不克不及有所含混。孔子曰：“朝聞道，夕逝世可也。”（《論語˙里仁》）只要在盡道中，其人生才幹圓滿。是以孔明在《后出師表》之最后說：“臣鞠躬盡力，逝世而后已，至于成敗利包養網心得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61]儒者之盡道唯在盡仁義之當然，非事之成敗利鈍本身也。孔明這一句話，或許給儒者之盡道精力作了一腳注。若沒有這種盡道之精力，而在蜀地閉關守險以求暫時之安穩，“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宴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高阿那肱相往一間耳”。[62]盡道之精力不克不及以現實之成敗來看，故宋儒戴少看（曾任石鼓書院山長）曰：
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而德厚而時與命數奇，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使亮際漢興之運，輔神圣之君，則其成績功業豈止是耶？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低、德之厚薄而不計其功之成否，則于孔明，豈可少貶云。嗚呼，賢哉！[63]
現實的功業都是暫時的，而盡道之精力卻是永遠的。朱子把孔明這種盡道之精力與孟子的“勝利在天”及董仲舒的“明道正誼”相提并論，且以此鼓勵教導后昆：“愚謂孟子所謂勝利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義，武侯所謂鞠躬盡力，逝世而后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恰是本日用處。”[64]
（三）居敬行簡。
孔明這種盡道之精力在他身上更具有一種悲壯性，因為他輔佐劉禪是一平淡無能的君主。正因為這般，后人殊為孔明可惜。“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永安受詔堪垂淚，手掣庸兒是天意”。[65]盡管后主劉禪這般之平淡無能，但孔明對之卻沒有絲毫的僭越與不敬，孔明是能臣，但卻又是賢臣；不像曹操那樣，雖是能臣，但卻是權臣。胡寅因之曰：“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這般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大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慚愧而進地乎？”[66]與孔明之敬事后主相反，曹操則逼獻帝、殺伏后，盡掉臣子之道。但胡寅認為，孔明之敬事后主，其實不是敬事后主這樣的一個人，在孔明眼前的君主，無論是平淡還是賢能，孔明都會敬事之，因為其敬事的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敬事作為臣子者之理。是台灣包養以胡寅又曰：“所以知古今同心專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年夜自期，則本意天良正理常不平于全國矣。”[67]只敬事一個具體的個人，仍然是私，只要敬事“理”本身，剛剛是公。張南軒論之曰：“即侯行事而觀之，絕遷就之私衷，本常理之至公，如明鏡洞然四達。”[68]理在心里，是常在而臨照的，故敬事理的人，必謙恭而勤儉，決不倨傲而奢侈。孔明嘗自台灣包養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後輩衣食自有馀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逝世之日，不使內有馀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69]此與曹操因功而要挾封魏王、加九錫，可謂天壤云泥也。胡寅亦因之論曰：
夫勢力可以專利而包養網dcard不專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沾恩者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亮既逝世，蜀人久而歌思，猶《甘棠》之思召公，此其效也。……故正人喻于義而不願為者，惡其事之如彼其污，而畏其效之這般其酷也。有志于立功立事者，盍以武侯為矜式乎？[70]
綜上兩點，孔明既敬事又勤儉，可謂居敬而行簡也。“居敬行簡”是孔後輩子仲弓的特點，孔子由此謂之“可使南面”。孔明亦具此種特點，故晉人袁淮曰：“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71]“南面”就是《詩經》所說的“予懷明德，不年夜聲以色”，也是《中庸》所說的“正人篤恭而全國平”，這是儒家最高的政治形態，即在禮樂之教化中，性命圓成，蒼生自化自行處理而消弭政治之暴戾性。
（四）復興禮樂。
禮樂之治是儒家的最高幻想，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包養網比較社會有了禮，則“莊敬不期而自肅”；人心有了樂，則“鄙詐不期而自消”。[72]由是，萬物自適，人人天放。但在群雄逐鹿的三國時代，秉持復興禮樂的政管理想，其宏大的悲劇性是不待言的，更何況，孔明勢小而君庸。但即便這般，孔明管理下的蜀地仍然“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姧，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73]若天給予機會，則孔明之治是不是只限于此呢？至多陳亮以為，孔明定可恢復儒家的禮樂之治。他說：
吾嘗論孔明而無逝世，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實而不克不及為其文者乎？人能捐令嬡之璧而不克不及辭遜者，全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全國猶未包養網評價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后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74]
羅年夜經也說：“夫孔明不逝世，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75]至此，宋儒對于孔明儒者抽像之理學建構趨于完成，因為禮樂之治代表著儒家的霸道政治，是化平易近成俗的圓滿體現。宋儒楊萬里曰：“體者，禮也。通理者，通于君臣高低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成易，故正位居體。”[76]這意味著，“禮”必通于“理”，若“禮”不克不及在存養功夫中通達于“理”，則“禮”只是純粹的內在格套，而不克不及至于“樂”，不克不及至于“樂”，就不成能是儒家的霸道政治。“理”為什么可以致于“樂”呢？因為“理”是自家性命體貼出來的，故禮樂又可自心性存養上說，“就心上論，禮只是個恭底意，樂只是個和底意，本是里面有此敬與和底意”。[77]可見，由存養心性必至于體貼天理，又體貼天理又必至于躬行禮樂，這是宋儒之理學建構。故宋儒之重構儒學而創建理學體系，也實際上就是以理學體系重構禮學體系，從而完成儒者的幻想。當年文中子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使諸葛亮而無逝世，禮樂其有興乎？”[78]（《中說˙霸道》）這意味著，孔明若要實現其幻想的儒者之治，必須要興禮樂，但他能復興嗎？在文中子看來，這是有疑問的。這個問題一向到到程伊川那里仍然沒有解決，當其門門生問這個問題時，他的答覆是：“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79]而與伊川同時代的秦包養價格ptt少游則直接否認了這種能夠：“管仲、樂毅雖失意于全國，尚不克不及興禮樂，亮而無逝世，其能興禮樂乎！”[80]若孔明與管仲、樂毅一樣，同為霸者，天然不克不及興禮樂。實際上，秦少游也是這么認為的：“諸葛亮雖全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81]但從宋儒對孔明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可知，即若天假以年，占據正統年夜位的孔明，在其守仁盡道、居敬行簡之品德中，必定可以興禮樂。實際上，宋儒通過這種建構，主要的不是要問歷史上的孔明能否可以興禮樂這樣一個歷史問題，而是要告訴人們一個廣泛的事理，即儒者若要興禮樂，必定須其包養甜心網位居正統，且其人具守仁盡道、居敬行簡之品德。此為全國之正理與達道也，而儒者之所以為儒者，正在此耳。故歷史上之真實孔明與宋儒在理學之觀念下建構以成教化之孔明，自有分歧，不容混漫也。
三、略論對孔明進行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之影響與意義
宋儒對孔明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決不僅僅是學者之間的高頭講章，而是深刻到了平易近間與俗眾中，成為了俗眾認知孔明抽像的基礎理念。宋元以來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淺顯文學，此中孔明的抽像俱不是歷史中真實的孔明，而是通過宋儒通過理學建構之后的孔明，並且這種建構性在宋元以后更有慢慢加強之趨勢，甚至在《三國演義》中有魯迅所說的“至于寫人，亦頗有掉”。[82]其實，只需我們懂得，淺顯文學中的孔明早已不是歷史中的真實人物，而是理學建構的產物，那么，這種苛責即可免也。就《三國演義》來說，其宗旨已不是再現歷史事實，而是“意主忠義，而旨歸勸懲”。[83]淺顯文學欲以廣泛的理學理念教化人，天然要犧牲人物的真實性而讓其承載義理之廣泛性，故明清以來的淺顯文學，其人物抽像難免有些類型化的傾向，這恰是宋明理學在此中起建構感化的影響與結果。這種文學個性的豐富性與教化價值的類型化之間的牴觸，通過孔明儒者抽像的理學建構這個例子，也可以透見一二。但文以載道是中國文學的傳統，通過這種建構，不單以文學的情勢宣揚了理學的廣泛觀念，且純化了德性，整肅了社會包養感情，從而發揚了文學的實踐品德，亦當是文學本有的價值職能也。宋以前的淺顯文學多為志怪與傳奇，宋以后方以人間生涯宣揚理學綱常，從而強化文學的教化效能，則宋儒對于歷史人物的理學建構，其意義可概見也。
注釋：
[①]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2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1748頁。
[②]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頁。
[③]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32頁。
[④]劉台灣包養網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頁。
[⑤]朱杰人包養網心得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1591頁。
[⑥]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4頁。
[⑦]鄒浩：《謁武侯道中》，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討集成》下，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943頁。
[⑧]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43頁。
[⑨]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十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12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520a頁。
[⑩]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討集成》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631、648頁。
[11]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4頁。
[12]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43頁。
[13]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83頁。
[14]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43頁。
[1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包養網單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5頁。
[16]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6頁。
[17]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10頁。
[18]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1590-1591頁。
[19]徐干學：《資治通鑒后編》卷七十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43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430c頁。
[2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5頁。
[21]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6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286頁。
[22]蘇軾：《東坡選集》卷四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7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601d頁。
[23]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頁。
[24]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頁。
[2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31頁。
[26]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29頁。
[27]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討集成》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3頁。
[28]關于這個問題，筆者有專文《北宋中期的正統論之辯及其牽涉到的儒家政治哲學問題》，載《孔學堂季刊》2021年夏日號，第39-52頁。
[29]司馬光：《通鑒（論正閏）》，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論》，上海遠東出書社1996年版，第212-213頁。
[3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包養app637頁。
[3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07頁。
[32]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0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361頁。
[33]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討集成》下，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959頁。
[34]程公許：《滄州塵缶稿》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6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917c頁。
[35]朱子謂“荀文若為太監唐衡女婿，見殺得士年夜夫厭了，為免禍計耳”（黎靖德編：《朱子語女大生包養俱樂部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2頁），這是說荀彧因免禍才依靠曹操的。我們可以進一個步驟把朱子對諸葛亮為何歸附劉備作一對比。“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要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起。曹操自是賊，既不成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要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5頁）。
[36]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討集成》下，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033頁。
[37]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33頁。
[38]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5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4698頁。
[39]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六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05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452a頁。
[40]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82頁。
[41]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03頁。
[42]朱子《通鑒綱目》倒轉溫公之論，而以魏兵入寇為“寇”，這獲得了宋儒尹起莘的贊賞：“孔明擺佈昭烈為漢討賊，聲年夜義于全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通鑒》因之紀年，故于孔明伐魏之舉，反以‘進冦’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為賊耳。《綱目》既以昭烈紹漢之統，故于魏兵入寇書之為‘冦’，然后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固非好為立異也。正後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耳。九原可作，切謂司馬公光必有取于斯言。”（《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卷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9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859d頁。）
[43]“正統”乃儒家關于政治的幻想模子，其年夜義參見拙文《北宋中期的正統論之辯及其牽涉到的儒家政治哲學問題》，載《孔學堂季刊》2021年夏日號，第51-52頁。
[44]秦始皇能否為呂不韋之子，司馬睿能否為牛金所生，歷史尚無定論。
[45]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41頁。
[46]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41頁。
[47]房玄齡等：《晉書》卷一，《文包養網VIP淵閣四庫包養管道全書》第255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30d頁。
[48]陳亮：《陳亮集》，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3頁。
[49]陳亮：《陳亮集》，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0頁。
[50]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35頁。
[51]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2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1766頁。
[52]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96頁。
[53]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討集成》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417頁。
[54]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87頁。
[55]洪邁：《容齋隨筆》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1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331a頁。
[56]轉引自王恩涌、曹詩圖：《魏蜀吳三國時代的政治地輿戰略剖析》，《人文地輿》1999年第3期，第18頁。
[57]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7頁。
[58]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5頁。
[59]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8頁。
[60]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0頁。
[61]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1頁。
[62]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89頁。高阿那肱，北齊后主高緯的幸臣及丞相，為人諂媚奸猾。《北史˙恩幸傳》說他“才技庸劣，不涉文史”。
[63]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討集成》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461頁。
[64]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1094頁。孟子曰：“正人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勝利，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罷了矣。”（《孟子˙梁惠王下》）又曰：“夫天，未欲平治全國也，如欲平治全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這大要就是朱子所說的孟子的“勝利在天”。“明道正義”當然是指“正其誼不謀其利，謀其道不計其功”之名言。
[65]上兩句詩分別引自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討集成》下，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904、941頁。
[66]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86-187頁。
[67]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92頁。
[68]王端功主編：《諸葛亮研討集成》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52頁。
[69]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3頁。
[70]劉依平校點：《讀史管見》，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92-193頁。
[71]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7頁。
[72]陳淳：《北溪字義》，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0頁。
[73]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5頁。
[74]陳亮：《陳亮集》，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1-72頁。
[75]羅年夜經：《鶴林玉露》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5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285c頁。
[76]楊萬里：《誠齋易傳》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529b頁。
[77]陳淳：《北溪字義》，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9頁。
[78]王通：《中說》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6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530a頁。
[79]王孝魚點校：《二程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33頁。
[80]秦觀：《淮海集》卷二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5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532d頁。
[81]秦觀：《淮海集》卷二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5冊，上海古籍出書社1986年版，第532c頁。
[8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書社2006年版，第81頁。
[83]勾吳清溪居士：《重刊序》，羅貫中著、毛宗崗評：《全圖繡像三國演義》，內蒙前人平易近出書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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